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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最后一集,宝总变回了阿宝,从股市脱身,去浦东种花了。
1994年10月1日这一天,东方明珠已经落成。烟花绽放,站在对岸欢庆的人群中也有阿宝。他的西装没有像过去那样烫得笔挺,头发也不再梳得锃亮,是个普通人。
《繁花》中登场的各色人物,无论高低,一个个体面退场。镜头满怀柔情,凝视着每张含泪的面孔,仰拍、俯拍、中景、特写,作为彼此人生中的过客,他们对望,有尊严地告别,约定江湖再见。怅然若失的,反而是屏幕外的观众。
从去年12月27日开播到1月9日收官,不过半月时间。《繁花》的火,延烧至旅游、餐饮、图书、音乐、演出、时尚等各个领域。最初的争议变得不再重要,人们开始相信这个“繁花世界”曾经真实存在,关心剧中每个人物的选择和命运。或者,约上三两朋友去现实中的黄河路逛一逛,吃顿晚饭,好让这份不舍和眷恋找到栖身之地。
奔腾的时代与错过的情感
《繁花》的好评并不是一开始就占据上风的。开播时,打开社交平台,网友满目疑问,这是90年代的上海吗?黄河路是这样的吗?
大约三四集之后,讨论开始调转方向。各色人物的面孔逐渐清晰,众生相鲜明,范总、魏总等配角也刻画得有滋有味。在进贤路小饭馆“夜东京”,玲子、菱红、陶陶、葛老师你一句我一句,有种滑稽戏的味道,他们调门不断提高的吵闹声中,观众和剧中人同在,共享市井生活的悲喜。
阿庆饰演的房东葛老师常说:“感情这样东西,头一别,就是另一条路了。”《繁花》中,比商海沉浮更引发注目的似乎是感情戏。它保留了王家卫过往电影中对情感关系的描摹,没有强烈的爱恨,也没有明确的结果,多的是求而不得的错过和空落,也正是这样的忽明忽暗、举棋不定,令观众看得入迷,反复琢磨。
王家卫风格化的视听语言,加上90年代流行金曲的氛围渲染,构成了其他国产剧中比较罕见,但也恰恰贴近当代都市人之间的距离感,也有真挚的情感流动。不只男女之情,宝总和爷叔、金花和汪小姐的师徒情,玲子和菱红,小江西、敏敏和露丝之间的姐妹情也刻画得颇为动人。
此外,《繁花》中的女性形象立体鲜活。如果把《繁花》看作一部“大男主”戏,与市面上其他同类型剧集不大一样的地方正在于,玲子、汪小姐、李李和雪芝对宝总有情或曾有情,但也并不依附于他,有自己独立的追求,各有各的可爱和潇洒。不只女主角们,连不算正面角色的梅萍、卢美玲和小江西也有各自的光彩。
不过,关于《繁花》是否忠于原著的争议始终存在,在一些读者看来,书里写的是繁花凋零,剧里拍的是百花盛开,基调不同。原著粉丝何晶告诉第一财经,她没有预设改编要完全贴合原著,剧情成立,就可以接受。“这本小说是很难影视化的,它的体量太大,人物太多,时间非常长,而且是很悲凉的。我对原著里汪小姐这个角色原本没有什么好感,但是剧里的汪小姐就非常可爱。”在她看来,《繁花》中段部分拍得最好,“它将情感纠葛放在特定的年代,他们踏上时代的列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追求,也会让你觉得那个时代,每天都充满了希望”。
电影级质感
不是每一部国产剧都扛得住《繁花》这样漫长的雕琢。王家卫“慢工出细活”声名远播,和他过去执导的电影一样,《繁花》一样是精耕细作,重拍、补拍,直到满意为止,辛芷蕾在采访中说,自己的戏光是杀青就杀了四次,“到后面没有人相信自己要杀青了,总觉得要拍一辈子”。
《繁花》收官这天晚上,上海影城SHO杜比剧场提前放映了《繁花》的最后两集。大银幕令画面无限放大,情感渲染力翻倍,也佐证了《繁花》的细节和表演是经得起考验的。
第一财经从上影集团了解到,2020年,上影投资5亿元收购了建筑面积8.3万平方米的昊浦影视基地,这也是王家卫在上海唯一看中的拍摄基地。剧集在上影旗下车墩影视基地、昊浦影视基地历时三年拍摄。为打造黄河路、进贤路等剧中实景,以50年建筑标准、1:1还原了20世纪90年代的两条马路。
剧组在调研工作方面做得细致,关于剧中所涉及年代的市民生活、上海的城市风貌等都邀请了大量相关专业人士做调研。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汤惟杰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谈道,当时他向剧组推荐了同济大学建筑系的学生参与,“他们参与时间长短不一,有的大概两三个月,有的半年,有的将近一年”。
范新华饰演者董勇在一次路演中提到,《繁花》中有许多群戏,只要有一个人没有达到要求,都会重拍。魏宏庆饰演者郑恺说,《繁花》是单机拍摄,“一场戏有10个人就要拍十遍。全景、中景、近景,二十条就这么来的”。
目前大多数国产剧是三台机器,甚至六台机器在不同的位置同时拍摄,这样效率更高,便于后期剪辑,最后可以选用不同景别或角度的镜头,丰富荧屏上呈现的效果。“影视是光线的艺术,如果拍一个人,布三个机位,这就要同时将就三台机器的打光要求,不一定能得到最美的成片效果。一台机器拍,就能得到最漂亮的镜头。”汤惟杰说。
因此,这也就成就了《繁花》中,几乎每个演员都留下了令观众难忘的一面。镜头从不吝啬在他们身上停留的时间,进而捕捉到演员们几乎从未在其他作品中流露出的情态。
“繁花热”能到何时?
在上海影城举办的《繁花》收官放映现场,阿宝、陶陶、小江西和邮票李的饰演者胡歌、陈龙、王乙和陈冠甯的到来,令观众席一阵沸腾。“宝总”“陶陶”,满怀热情的声音此起彼伏,像是在呼唤长远不见的朋友的名字。几位上海籍演员和剧粉用沪语轻松交流,像是身处“夜东京”。
《繁花》的特质之一就是启用了大量的上海籍演员,网播平台腾讯视频上提供了普通话和沪语两个版本,观众可以自由选择。汤惟杰对比了两个版本,认为在表达效果上有较大差别,“当你说一个自己从小会说的语言,实际上是很放松的,你能够把自己的情感非常松弛地表现出来”。
《繁花》令上海文化和方言再度兴起,成为近期讨论的焦点。胡歌说,上海是他的家乡,“说上海方言的时候,记忆里有空气的味道,有雨落在梧桐树叶上的声音”。和一些同龄观众的体验一样,在他成长过程中,也经历过“尽量讲普通话,少说上海话”的阶段。
在胡歌看来,《繁花》所带来的热流不是一道隔阂,“我们不会说因为有一种属于自己的方言,就有一种优越或者独特的感觉,而是让大家更愿意了解上海历史和上海文化,和我们一样能够喜欢上海这座城市”。
2021年,《爱情神话》曾掀起一股小型的上海文化热流。在日常生活中,类似《繁花》所引发的上海文化浪潮已许久未见。追溯沪语对白影视剧,人们过去往往会想到上世纪90年代的《股疯》《孽债》等经典作品。
在汤惟杰看来,生活在上海的民众通过《繁花》再度获得了某种自我确认,与这座城市的历史产生了连接:“我们平时忙忙碌碌,不会太多想到自己生活的地方,这座城市的过去是怎样的,《繁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个具体的历史情境当中。当然,电视剧以某种强化了的视听方式来让我们认知曾经有过的时刻,回顾我们自己的历史。”
有意思的是,《繁花》并不只停留在区域内的火爆,而在更大范围内引发了各地观众的情感共鸣。上世纪90年代是经济崛起、金融改革的时代,充满了各种风口和机遇。
汤惟杰说:“那个年代,不仅仅是上海,中国的各大城市都在突飞猛进。剧中反映的也是中国人共同的时代记忆,它确实是拨动了一个时代的琴弦。大家会回想,90年代的自己是什么样的。那个年代确实也是一个躁动不安的时代,一些人抓住了机遇彻底改变了命运,当然也许最后真正成功的人并不多,但在那个氛围中,大家都觉得是向上的,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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