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喜剧,变成了,没想到,人物
《繁花》虽然收官了,黄河路上的热闹还未落幕。比如与汪小姐互道“江湖再见”的范总,他或许已经去深圳处理为厂子买的地,但南京路上已留下“三羊牌”的传奇,黄河路上也记得有个性格急躁却永远笑嘻嘻的杭州小老板,曾高歌一曲“安妮”。
《繁花》剧照,董勇 饰 范总
“我们到拍完都没有剧本,大概就给了我三四页纸,现场从来没见过有一本像其他剧组一样,订在一起的打印剧本,就没有这样东西。到后来,都是当天到现场化完妆,在台子上会看见今天要拍的戏。”
剧本都没有,更不用说人物小传,王家卫导演只告诉董勇,他饰演的范总是个浙江小老板,有一家针织厂。董勇想翻翻《繁花》原著,找一点依据,但马上又被导演告知,“剧本和小说的故事是两回事。”这个说法倒是让董勇觉得“正合心意”,“我个人的感受,有原著的剧作,如果先看书,一定会对影视剧失望,每个人脑子里想的人物设定形象都不一样。”
虽然了解王家卫的创作习惯,但董勇没想到真的就这么点信息量,“跟我以前的表演习惯不太一样,我在打无准备之战。”
《繁花》剧照
进组第一场戏,就是三羊牌上市开卖,他至今还是有点遗憾,觉得当时没找好状态,根本就不知道范总应该怎么演。而且董勇也一直没明白,王家卫怎么从“彭德怀”这个角色(《彭德怀元帅》2016)中看出了他可以演范总,“那是一个非常沉稳,或者说很正的一个角色”。此前他几乎演了半辈子正面人物,尤其是警察,大多数导演和观众都只会把他和正气的角色联系在一起。
因此,他完全没有想过喜剧方向,实际上一直到角色杀青,他都不觉得范总是剧里负责喜感的人物,“呈现成现在这样,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
《繁花》剧照
范总式语言和范总味儿
《繁花》剧中大多数演员讲上海话,偶有角色设定是外地人,讲普通话,但范总的设定是浙江小老板,王家卫要求董勇讲方言,也就是杭州话,试镜时他也是用方言表演的。
但用方言演戏和用普通话演戏完全是两个概念,“你试试看,用普通话念一篇作文和用方言念,难度是完全不同的”,“有些词儿还要翻译成特有的俚语,更不一样。”
此前董勇只有过一次方言演戏经历,北漂时期在《城市边缘人》中,演过一个在北京摆地摊的浙江人。好在他虽然在北京十几年,家乡杭州话也一直没忘记。
但当董勇得知,这部剧后期还会再配一个普通话版本,他疑虑了,“当时这个事对于我来说特别震惊,我知道配译制片是相当难的,方言后期去配普通话,我觉得这跟译制片是一样的难度,我觉得自己配不上去,这个需要专业的配音演员。”
而且董勇认为,这个人物配成普通话就失去了灵魂,效果会很差。
“语言是代表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台词脱口而出,你就会对这个人产生完全不同的印象。就像如果说有一天你在街上碰到一个过去的老朋友,他跟旁边的同事交流的全是法语,你会震惊吧。如果说成普通话的话,这个人物就没了,因为他的形象、性格、基调,是跟语言密不可分的,我配一遍普通话就不是现在的范总了。”
考虑再三,他决定发明一种“新语言”,这套新语言体系要具备两个特征,一是能体现南方方言风格,二是后期不需要完全配成普通话的情况下,全国观众不用看字幕也都能听懂。
结合剧情,董勇慢慢摸索出了范总特有的说话方法,“我现在的语言设定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他是一个南方人,但他到了上海,想跟上海人接近,去学一些‘侬’‘搞伐’这种话想融入他们的阶层,或者融入团体当中去。但他也会一着急说出自己口音。”
《繁花》剧照
跟哪个地方的人说话就带点对方的口音,不变的是范总说话的音调始终偏高,董勇认为这就是浙江话,或者说杭州话的重要特征,不能丢掉,“我是浙江人,我小时候就听过一句话,杭州人谈恋爱你都以为他们在吵架,因为说话调门特别高,而苏州人是吵架都以为在谈恋爱。。“
语言关之后,是浙商的形象关。这对董勇来说,倒不是难事,“我现在是56岁,在北京生活了将近30年,但我还有25年是在杭州生活的,也看到过很多很多浙商,我从小就喜欢观察别人,那些记忆都在我脑子里,我现在表现的甚至还不是百分百的浙商。”
“首先就要有一件羊绒大衣,因为看不上其他料子,穿的裤子都是吊脚,我见到很多喜欢抖脚,不停地分发香烟,包里永远有一只图章,因为随时要敲……”这只是外貌,更重要的是浙商的性格气质,“你看范总,只要他在那里,无论说话不说话,都有笑声在那儿。这些是融合了我见到过的几个在我脑子里印象很深的人的形象,他们经常在笑声中看似稀里糊涂就把事办成了。你一到他就说你来了太好了,然后给你说点闲话,接着说这个事就这么定了,好好好,之后他就走了,你还没反应过来,他这事就办成了。笑其实是可以掩盖很多东西,比方说尴尬,求人办事之类的,也可以达成很多东西。”董勇马上给记者模仿了一下,对了,就是那个“范总”味儿。
《繁花》剧照
现在观众一想到范总,就能想起他学着汪小姐和宝总的“洋泾浜”(意思是不正宗的上海话),且人物形象生动如斯,笑脸常挂,令人印象深刻。
但带着这些特点演戏的确很累,“因为一直在笑,经常会没气儿,而且我发明的语言语气会让我的声带变得很细。”
“你会意识到,好像自己的才华也就这些了”
《繁花》播出期间,董勇跟着一起追剧,没想到《安妮》把大家逗乐了。
“那场戏,是因为我前面那场戏是真着急,他只是突然释放了,范总是一个江浙沪一带,相当于城乡结合部的小老板,到了大上海,吵归吵闹归闹,如何把项目挽回来呢?我个人在演的时候都没往夸张的方向去演,导演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范总要演成一个喜剧人物。”他看的时候只是在遗憾,这个镜头当时早知道剪进去的话应该演得更好点。
《繁花》剧照
但阴差阳错被误认为是喜剧人物对董勇来说也不错,他坦言自己从小就非常喜欢喜剧,是看卓别林长大的,现在还带着女儿看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后来也喜欢过金·凯瑞、憨豆,但因为戏路问题,他一直没能好好演个喜剧,“我没有往喜剧的方向去表演,可能现在的效果是逗别人笑了,这是个意外效果,现在很多人说看到范总很开心,也算是逗观众笑了。”某种程度上,也算弥补上了董勇的喜剧遗憾。
没有剧本,更不存在人物分析,现在观众看到的喜感范总,是现场一天天和对手演员碰撞,一遍遍重来的结果。
每天拍戏的基本流程是下午才开始演戏,王家卫觉得女演员早上起来容易水肿,下午才特别好看,之后拍到半夜。到了现场,首先会给一张纸的台词,然后导演给讲讲大概要拍的故事情节。董勇对本剧的联合导演们致以同情,“三年前我第一次见李爽导演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小伙好帅,前段时间我去配音的时候见到他,就像个小老头一样。”
就像观众在各种路演中听到的一样,就那么几页台词,演员在现场不停地磨,不停地拍,董勇也在路演里说过,作为曾经追求“一条过”的老演员,他不知所措。
“其实有点茫然。这个茫然是不知道怎么改,不知道为什么要一遍一遍演。搞得现在我都觉得拍一两遍不行,你认为你对了,其实可能有很多是不对的,可能有千万条路可以走。我开玩笑说,王家卫导演是蓝翔挖掘机,一直在挖,人家都是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他希望在特别大的花园种特别大的花。当他喊过的时候,也就是意味着你真的再也演不出别的花样来了。”
董勇有时候在现场感觉有点悲哀,“因为你会意识到,好像自己的才华也就这些了。200个群演陪着你,灯光道具陪着你来,给你最大的空间最好的条件,你有什么本事拿出来吧。我后来发现,当我觉得我已经固定了这个人物了,形象、语言方式等等,但我的感觉不一定是最准确的。他也有可能拍了15遍,每一条都跟你说好,因为我们每次都要看回放,每一条都要看自己。”
就这样边拍边磨,磨了三个月,董勇才确定了范总这个人物的总体表演原则。剧中有一场戏,范总回酒店,在清洁工敲门之后,有意借故离开房间,把样品信息透露给李李,这场戏表明,范总并不是看上去那么清澈愚蠢,而是很精明的商人。董勇解释,“你们现在叫扮猪吃老虎,我们小时候叫,人要猪相,心里明朗。”后来董勇表演时,这八个字就是范总的关键词。
拍到三个月才搞清楚人物分析,这对正常剧组来说不可想象,但一切在王家卫剧组都是合理的,董勇解释,“因为这三个月里不是每天拍,那点戏放在我们平常的电视剧组,拍两天都是对我客气的,基本上一天就拍完了。就算是很认真的一些剧组,最多5天也就能拍完。但在《繁花》剧组其实一直在拍,我先去拍了一场戏,回去休息几天,回去以后发现全部重拍,经常重复。”
董勇也透露,那场戏本来也拍过李李亲自去看的版本,后来剧里变成了清洁工阿姨去看。
“很多场都是这样,你要去问王导,我拍这场戏后来怎么回事,他说有可能是这样,也有可能是那样,你问他我拿把刀出去是杀人了吗?他说,有可能杀了,有可能没杀着人,也有可能把自己割伤了,有千万种可能。”
《繁花》剧照
这个做法确实有点违反演员的习惯,会让人觉得迷茫,但仔细想也有好处,“当你这场戏拍完以后回去很轻松,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以后拍什么,完全也不用准备,哈哈。”对董勇来讲,可能唯一的准备就是千万别掉肉,“我今天拍完了,该玩玩该吃吃该喝喝,毕竟我也不知道明天要做什么。”对比同剧组的辛芷蕾,他已经觉得很幸福了,“李李(辛芷蕾)这三年唯一在做的事就是一直在减肥,可能都没吃过一顿饱饭……”
虽然听起来不掉肉很幸福,实际上也不容易,2022年他一直没有拍,2023年他化完妆很高兴地准备去拍,A组的导演李爽给董勇拍了一张照片发给王家卫,王家卫直接让他回家增肥,“他说接不上前面的戏了。增肥痛苦得不得了,我用了7天左右时间,增重了11斤,半夜三点起来吃块奶油蛋糕。过去每个人都提醒我减肥,我觉得好痛苦,不能大吃大喝,现在我才知道,增肥要难得多,痛苦得多。”
但是董勇感慨,这次的经历对他来讲,是颠覆式的启发,有非常大的帮助,“现在拍戏的时候,我需要有一个很长时间去准备,可以有两种方法表演的话,我就希望拍两遍。”
《繁花》剧照
广告公司业务员和黄河路
除了特别的杭沪普通话口音,总是匆匆忙忙吃着点心也是范总的特征之一。
“比如他在唱《安妮》之前,他在那个角落等汪小姐,吃个油墩子,包括三羊开卖的时候,他也在沪联商厦门口又吃个油墩子,这种细节和他的人物,整体传达给人一种在他成为企业家之前,他是一个比较卑微的状态,我心里大概是知道的。剧本是在求人,我就得有求人的状态;他牛了,就是牛了的状态。”
所谓的“成为企业家之前”的卑微状态,董勇并不陌生。
《繁花》剧照
上世纪90年代初,董勇还在杭州京剧团工作,一个月82块钱工资,“我记得很清楚,我永远在做梦发一张整的100块钱。”后来机缘巧合,他有机会去知名广告公司工作,一个月工资400元。这对于当时的他来讲简直是巨额,于是毅然决然离开了京剧团,开始了打工人生活。
求人办事和为项目操心的状态,董勇太了解了,“对我来说,几乎就是按照记忆,重新来一遍就可以了,唯一不同的就是范总出场就有一个大哥大,那个时候我没有大哥大,那时候有大哥大的人简直是太牛了。”
他在广告公司工作时,还真的去过的黄河路,记忆犹新。
《繁花》剧照
“那个时代,南京路上走路的人和黄河路上面走路的人,穿的都不一样,是两个世界。在南京路上走路的人,跟我穿的都是一样的,就是秋衣秋裤、毛衣毛裤,外头加大衣。黄河路上的人不穿秋裤的,没有秋衣的,穿衬衫,西装是小薄呢料,贴在身上。
剧里的黄河路上,有一个广告牌叫金八仙的,我老板请客,我跟着去吃过。我去的金八仙没有至真园这么豪华。可能大家对那个时代的黄河路实在是没有理解,不是一个世界的,不要说外地人了,上海人也有大部分人没有去过黄河路。”
董勇在广告公司做得风生水起,最多的时候一年挣了7万块,那是万元户都不得了的时代,也是因此,他从广告公司辞职了,“我以为这一辈子都花不光这个钱了。”现实当然很残酷,没多久他就只能回杭州重操旧业,但人走茶凉,没了原本的人脉,他很快辞职,重新进入剧组里干活,“干副导演、灯光助理、摄影助理……干过好多岗位。”
曾经做过的工作,干过的岗位,都是如今范总背后的那一片影子,“如果你善于观察,交际圈和朋友圈很广,干过很多种工作,对表演绝对有巨大的帮助。”
《繁花》剧照
董勇也为范总设计了一些细节,比如,范总一直走的是小碎步,但因为太多特写镜头了,表现得不多。更明显的,是那句“大家都是旁友(朋友)嘛”。
“我每一部戏其实都会强调一句台词,希望让大家记住,他无数次在剧中去说这句‘大家都是旁友’,我们拍摄这一年多,所有工作人员都记住了这句话。这些都不在剧本里,我只能不断找机会放在戏里说。”
还有范总一直在吃的油墩子,站着吃,蹲着也吃。这也是董勇在现场挑选的,导演组给了一些南方代表小吃,董勇觉得油墩子最有代表性,因为他的童年记忆里绝对少不了它。
《繁花》剧照
因为表演跨了好几年,董勇总觉得有遗憾,如果几年前拍的场次能拿出来重拍,他能表现得更好。但他最大的遗憾,是这个人物没有一个句点。“我跟导演要求范总这个人物最后应该因为交通意外死亡,我认为一个人物的结束,一定要有个结点,而不是被一语带过。我希望范总有一个大的结点,就是交通意外死了,或许能让人更有记忆点。”他举例,之前演的《黑洞》和《北平无战事》,人物结局都是死亡,都让观众印象很深刻,“我一直在劝说王导,只要电视剧里把我写死了,一定有好的收视率。”不过最终王家卫没能如他所愿。
董勇感叹,其实作为演员,年轻刚出道时就想演各种各样的人,后来发现观众不太接受,只喜欢看他演警察,好像演别的都不认可,他也只能一本正经演了许多年,但他心里,始终还是想要塑造更不同的人物。
与众不同略带喜感和浮夸的范总,对他来讲是很好的释放和突破,虽然真的演得很累,累到“每天收工时甚至感到恶心”。
《繁花》剧照
江汉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相信一代人对董勇的记忆,是从《重案六组》开始的。他在其中饰演组里的神枪手江汉,帽子一戴,枪比眼快,又准又狠,那模样放在今天,绝对会被开发成流量预备役。董勇也承认,当年的《重案六组》和江汉,对他而言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没有江汉,哪有今天大家认识的董勇。”
聊起《重案六组》,话头就收不住。
《重案六组》截图
“我自己老跟别人在开玩笑说,我们那个年代住在北京租的房子,租在燕郊,需要到大北窑拍戏,从家里出来,穿着自己的牛仔裤,到了现场,一把塑料枪,就真的从二楼往下跳,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之后穿着自己的衣服,坐公交车回去。
现在剧组真是太厉害了,我们过去拍所有戏,服装组会打电话,问董老师你家里有没有适合这个角色的衣服,可以带一点到剧组来。我拍《沉默的证人》的时候,就说为什么所有的警察都只能是皮夹克、牛仔衣,坏人都是西装革履。我们永远在外面,他们永远在包房,所以在那部戏里头,我自己花钱做了两套半西装穿到剧组,除了警服,其他服装都是我自己做的。”
《警坛风云》截图
看过《重案六组》系列的人,应该都有感受,第一季虽然画质最差,但可看性最高,董勇回忆,其实《重案六组》第一季源于一部未能完成的剧集《警坛风云》,“原来说要拍100集,后来有些问题,那个戏就没再拍了,之后导演跟李诚儒他们说,我们可以再把《警坛风云》捡起来。”不只观众遗憾,他自己也觉得“我们这群人没把《重案六组》演下去,是很大的遗憾”。
董勇回忆,当时他演戏的初衷非常简单,“先养活自己”。 “拍《重案六组》拍到过年,紧接着去拍的《黑洞》,一年以后同时播出,我回到北京过年的时候,我发现天好蓝,所有人都在冲我点头,冲我笑,从一个北漂变成了一个在北京吃得起羊肉串的人。之前就是为了生活,接着戏了就有盒饭吃,很单纯。《重案六组》之前我穷了7个多月没戏拍,穷得不能再穷了,兜里10块钱能过一个月,对于我们北漂演员来说,能接一个戏就是生活的保障,什么火不火的,根本没想过。 “
在江汉一角之后,董勇总算尝到了甜头,“因为当演员,我可以在北京租房子,可以买手机。”同时他也感到,被认可了以后,没有人再质疑他了,“最开始不被人认可的时候,到每个剧组都说我演得不对,导演就说,‘你该这么这么演’,我以为是对的,到了下个剧组,导演又说,‘你像是会演戏的吗?’三部戏下来,我就晕了,到底该怎么演?但当你一个风格出来了,被观众认可之后,别人来找你演戏,你都是对的。”
董勇经历过国产剧,尤其是刑侦剧最黄金的时代,现在尽管由于网剧的出现,刑侦题材再一次成为热门,但无论怎么看,都没有曾经写实到像纪录片一般的感觉了。后来董勇也一直在演警察,2020年播出的《三叉戟》里的大棍子,是最近一次他塑造的让人印象深刻的警察角色。
《三叉戟》剧照
对于“警察专业户”这件事,董勇虽然有些不喜欢被贴上标签,让他很难尝试其他戏路,但他也坦言,如果能一直演一个角色,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如果《重案六组》可以像《老友记》一样拍10年,谁不愿意呢?每天都在演同一个人物,衣食住行都能够得到保障,谁不愿意?如果我一辈子能演的话,我愿意每天去,上班如囊中取物一般。”
他觉得作为演员,无论角色类型,只要走在路上,观众叫的是角色名,就是他最大的成功,“如果叫出你的名字,你这辈子就是在演自己。”
有趣的题外话是,董勇演警察演到后来,都已经能和便衣相认了,“我去体验生活的时候,警察告诉我,在马路上小偷一眼就能认出他是警察,就像猫一眼就能认出老鼠,老鼠一眼就能认出猫。后来我出去旅游,碰到有人跟我一起在商店里买东西,我一眼就能认出,我说你们是警察,人家说我早就认出你了,你是假警察。”
本文来源系统网络数据抓取,如不想被抓取传播,请告知删除并停止抓取传播,谢谢
特别声明：本文为城市头条城市号作者或机构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城市头条的观点或立场，城市头条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版权声明：版权归著作权人，转载仅限于传递更多信息，如来源标注错误侵害了您的权利，请来邮件通知删除chengshitoutiao@139.com，一起成长谢谢
欢迎加入：城市号，开启无限创作！一个敢纰漏真实事件，说真话的创作分享平台，一个原则：只要真实，不怕事大，有线索就报料吧！申请城市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mp.chengshitoutia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