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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矿工到导演,一个青年电影人的“背水一战”

2024-04-29 14:50来源:澎湃新闻编辑:采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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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车从大同长途汽车站出发,途经两处高速公路服务区,临近中午到达忻州市河曲县。换乘去往沙坪乡的中巴车,一小时的路程,与几十辆拉煤半挂车迎头相遇,驶过两侧裹着浅灰色煤灰的戈壁,空气里弥漫着煤焦油味。

最终,车辆停靠在沙坪村的露天戏台旁。这条路,青年导演菅浩栋走过无数遍。

从矿工到导演,一个青年电影人的“背水一战”(图1)

从矿工到导演,一个青年电影人的“背水一战”(图2)

菅彩连小卖铺里儿子的电影海报

2019年,菅浩栋的爷爷去世。次年,他结束了 “北漂”生活,在大同一家咖啡馆,连续写作15天,完成了一个失意青年返乡奔丧,途中种种遭遇的剧本。2021年除夕之前,他把剧本拍成电影《夜幕将至》。

两年后,《夜幕将至》在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获得费穆荣誉最佳影片、迷影选择荣誉、桐叶荣誉三个奖项,以及百万奖金。今年1月,影片上映,这也是35岁的菅浩栋执导的首部上映影片。

在他看来,拍电影的机会并不多,每拍一部电影都是一次巨大的赌博。“有一种背水一战的感觉。”菅浩栋说。

2013年,他从山西大同大学采矿系毕业,做过矿工,“北漂”五年,他写了五个剧本,但没拉到一分投资,生活常靠父母接济。

从矿工到导演,一个青年电影人的“背水一战”(图3)

停在沙坪村露天戏台旁的中巴车

为了拍摄《夜幕将至》,菅浩栋网贷给剧组发劳务费,跟同学借钱,几乎所有亲友都资助过电影的拍摄。

3月,在他山西的家中,我问他:“你害怕失败吗?”

他坐在窗边,松开交叉握着双手,目光平静地迎上来说: “我一直在低谷里,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彩连疯了,浩栋也疯了”

2023年1月17日,菅彩连一夜未眠。晚上10点,她刚洗完头发,看到儿子发来电影展颁奖礼的视频。

视频中,菅浩栋留着平头,米色高领毛衣外搭黑色呢大衣,戴着黑框眼镜,手捧“最佳影片”奖杯。他弓着腰,望向台下的评委、观众,声音发涩地说:“如果这100万奖金是真的,就能把钱都还了。”台下一阵哄笑,伴随掌声响起。

菅彩连从床上跳起来,又哭又笑。她打电话给住在煤矿上的丈夫,打给资助过儿子拍电影的妹妹、兄弟,告诉他们这个消息。第二天早上,菅浩栋打来视频电话,母子俩对视几分钟,她一个劲儿地竖大拇指。

儿子获奖之前,菅彩连从没想过他能靠拍电影闯出名堂。村里有人说:“彩连疯了,浩栋也疯了。”有人说:“成天不上个班,你怎么能当导演?”

但菅彩连朴素地觉得:“他喜欢,你还能改变他是不是?只能硬着头皮走。”回想起儿子的拍摄之路,她靠墙而坐,抿嘴直摇头。

从矿工到导演,一个青年电影人的“背水一战”(图4)

3月31日,从河曲县去往沙坪乡的路上,与十几辆拉煤车擦肩而过

58岁的菅彩连在村里开一间小卖铺,同时揽下邮局快递的差事,每月能多挣一千多。她初中毕业,不懂什么是电影。但她和村里人都知道,“当导演烧钱,这条路不是一般人走的。”

电影开拍前,每次有人来小卖铺买东西,菅彩连有两句固定台词:“浩栋拍电影来拍两天好吗?”“不冷,坐在车上拍。”

2021年1月,《夜幕将至》在当地的公园里开机。菅彩连充当生活制片,除了男女主,其他主演有菅浩栋的父亲、姥爷和表弟,群演是村里人。

影片中看似不起眼的生活道具,多是菅彩连贡献的。理发店的戏份,她拿出小卖铺的全部洗发水和护发素。家里的被褥、板凳、柜子、衣服、鞋子,统统被搬到剧组。

有一场爷爷葬礼的戏,需要人手挖土坑,没等菅浩栋安排,菅彩连拉来三名村民帮忙,用小卖铺的几条烟答谢。

零下二十五六度的天气,她去批发市场给剧组每人买一副耳套,用暖瓶备好热水。为了二十几号人在村里拍摄能吃上一口热饭,菅彩连买了电锅、粉条、豆腐、面条,送到窑沟村的朋友家,委托朋友帮忙做两顿午饭。

菅彩连做这些,为的是替儿子省钱。《夜幕将至》能够开机,大学学长帮菅浩栋找来三分之一的投资,父母陆续出了七八万。菅浩栋瞒着家人,网贷借了十几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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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浩栋与菅彩连在北京

菅浩栋回忆,当戏拍到一半,钱已经用完。所有人都以为拍不下去,干活变得懈怠。他又找一起上过半年高中补习班的同学借了六万。更大的困难,是制片层面的,这部电影的未来在哪里,他也不知道。

多拍一天,摄影器材多花3500元,还有剧组二十几号人的住宿餐饮、劳务费,逼着菅浩栋和时间赛跑。在剧组,他什么活儿都干,搬机器、铺轨道、后期剪辑、片尾字幕,宣发用的海报,都是他一个人负责。

2021年2月,电影杀青,距离过年只剩一个礼拜。返乡过年的工作人员都在等菅浩栋结尾款,菅彩连找娘家亲戚凑了两万五。片尾的“众筹名单”上,大部分人姓菅,都是菅浩栋的同族。

菅浩栋送走一波一波坐大巴车离开河曲县的工作人员,一个人把剧组用过的军大衣泡在盆里水洗。菅彩连的小卖铺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丈夫蹬三轮车去拍摄的理发店拉回满满一车道具,很多小件已经找不到。3月初,菅彩连蹲在阳光下,把剧组涂成黄色的椅子,重新染回红色。

从矿工到导演

菅彩连的小卖铺里挂着两幅电影宣传海报,一幅是《夜幕将至》,另一幅是儿子上大学时的作品《青春无悔》。海报在灶台旁挂了近十年,但依然平整,不覆灰尘。菅彩连经常擦拭。

2015年,菅浩栋用做矿工攒下的五万元,拍摄出自己的第一部独立影片《光盲》。去北京做完《光盲》后期之后,他就留了下来,边写剧本找投资,边靠在网剧里做录音师,拍剧照、花絮维持生计。

菅浩栋萌生拍电影的想法,始于大一下学期,他在学校礼堂花六块钱,看了两场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和《空军一号》。那是他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电影,好似亲眼目睹了一个贫民窟里的穷小子改写命运;“空军一号”从他面前经过,直插云霄,让他感受到了大银幕的魅力。

从矿工到导演,一个青年电影人的“背水一战”(图6)

菅浩栋回乡路上经过的风景

在此之前,他从没去过电影院。后来,他看到贾樟柯镜头下的山西,乡音、煤矿、黄土高坡,发觉电影离自己并不遥远。

他用压岁钱买了一台2000元的三星DV机,跟文学社的老师学习基础拍摄,上网自学视频剪辑。采矿专业的课程,他经常请假,反而享受每天通宵达旦剪片子。

学煤矿专业是父亲菅改民的决定。高一时,菅浩栋成绩不理想。菅改民执意让他转学去煤校读中专。那年头,煤矿年产量攀升,毕业不愁找不到工作。菅浩栋的父亲、爷爷都是矿工,二叔因矿难丧生。菅改民觉得,因为祖辈们没有文凭,只能在缺乏安全保障的小煤矿寻找生计,但儿子不同,中专毕业后,他能分配到国企煤矿。

菅浩栋害怕重复父辈的命运。他考上大同大学(大专),虽是采矿专业,但不用中专毕业就下矿。

从矿工到导演,一个青年电影人的“背水一战”(图7)

2014年,25岁的菅浩栋在煤矿工作

但为了攒钱拍电影,毕业后,菅浩栋决定当一名矿工。2013年,他入职山西一家煤矿,成为掘进队的一员,任务是在矿井下开辟通道,用掘进机把煤尘挖出来,再用铁锹清理一遍,拿铁丝网、锚索、锚杆支护顶板和巷帮,以保证煤矿安全开采。

每天,他工作12小时,吃住都在矿上,穿戴几十斤重的矿工服、水靴、腰上戴的自救器,深入与地面垂直距离450多米的地底。即使戴着口罩,煤尘会吸入肺里,镜片粘上一层湿漉漉的煤粉。这份工作每月收入六千,对他来说是存钱最快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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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将至》片场,菅浩栋在指导拍摄

菅彩连也希望儿子能逃离煤矿。有一次,她中午到煤矿看儿子,他刚上完夜班,无力地躺在床上,疲惫不堪,没说几句话,就睡着了。

在煤矿工作的一年多里,菅浩栋接受一切安排,派给他的脏活苦活,他都揽下来,不与人发生冲突。同一批新人中,有人坚持不下来,两个月就离开煤矿。他的出勤率名列前茅,每月上27个班次。他心想,来煤矿就是为了挣钱,挣够了就离开。2015年元旦,他带着攒下的四万多元,离开煤矿,筹拍电影《光盲》。

菅浩栋将《光盲》视为进入影视行业的“投名状”。电影主角是老家一位盲人,早年失明,独自在太原做按摩师,老了回到村里,而村庄因为煤矿开采,已变成一座孤岛。央视纪录片《小人物的大电影》完整记录了菅浩栋从煤矿离职到导演《光盲》的经历。他和负责拍摄的编导年纪相仿,两人上大学时通过电影QQ交流群相识,又在同一个剧组做过志愿者。

《光盲》是菅浩栋毕业后的第一部片子。他一口气报了九个国内外的电影节,报名费花了三千多。2015年10月,《光盲》入围台湾南方影展的竞赛单元。豆瓣电影只留下27条评论。有人评价说,“导演真诚”;也有人说,“长镜头太多”……片子没有掀起更多涟漪。

这也奠定了菅浩栋“北漂”的起始点——新人,非科班,寂寂无名。2015年夏天,他凭借拍摄《光盲》时买的一套录音设备,在网络电影中找到了录音的活儿。连续进了四个剧组,每月挣五千元,他感觉自己在北京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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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下二十五六度,菅浩栋和剧组工作人员沟通拍摄

但一个独立导演,终归要写自己的剧本,拍自己的电影。2016年,流行互联网电影众筹,菅浩栋给自己的剧本《红旗下的蛋》发起了众筹,故事讲述一群20岁年轻人返乡过年。众筹款最终停在五万元,远不够制片成本。

三年后,菅浩栋带着修改了一年半的剧本《黑梦》入围海南创投和猎鹰计划创投。路演时,每个人有10分钟的陈述,再由评委点评。导演董润年建议他,先用最少的钱拍出来,相比文字,具象化的影像视听表达,更能让大家明白他的东西。评委给出的建议是,这个项目看不到商业回报,剧本也不够扎实。

电影节创投单元,报名的作品成百上千,能够入围的作品不过二三十件。两天路演下来,菅浩栋渐渐麻木,他发现,最终能够获得创投奖金的作品凤毛麟角。即便是获奖,十几万的奖金,也无法覆盖电影的拍摄成本。

疫情以后,影视市场降至冰点。“2019年有一个活儿,2020年完全没有活儿。”菅彩连担心儿子钱不够用,微信钱包凑够三五千,就转给儿子当生活费。

菅浩栋从北京东南四环,搬到五环通州,最后住进燕郊的自建公寓。随着不断外迁,房租越来越便宜。公寓里冬天没有暖气,只能每月两三百元烧电暖器。

从矿工到导演,一个青年电影人的“背水一战”(图11)

剧组工作人员在拉煤车上安装摄像装置

《夜幕将至》中梁哲收到朋友发来的视频,他在北京公寓的东西全被扔到楼道里,那是菅浩栋回乡参加爷爷葬礼时,收到过的视频——他在燕郊租住的公寓属于违建,被房东要求立刻搬离。

没有工作时,菅浩栋习惯待在出租屋里写剧本。他觉得,每天看一部电影,或是写几千字剧本,时间就没有虚度。在等待投资的焦虑中,创作是他对抗空虚和不确定性的方式。

独立导演没有“坚持”一说。常标说,他是《光盲》的摄影指导,和菅浩栋一样是“北漂”新人导演。他们常聚在放映室,握着纸笔,沉默地看片,在深夜的北京“碰撞,思考”。不断问自己,“我要拍什么电影?怎么拍电影?”

和科班出身的导演不同,菅浩栋不纠结于某个词汇或句子,他最先考虑的是怎么能拍出来。从小看着起伏的丘陵、纵横的沟壑长大,每一步都是靠“野路子”硬闯出来。他说,他不缺创作灵感,他有很多想拍的故事。

寻找答案

菅浩栋35岁生日前夕,《夜幕将至》上映。菅浩栋形容自己像蜗牛一样慢,但很踏实。

朋友常标评价他,不是一个擅长找钱,张得开嘴的人。菅浩栋点头默认。在北京时,他一年参加三四个投资人的饭局。饭局上,他不是一个努力让对方敞开荷包的推销员,而是安静地坐着,有人主动问起他的电影,才会做介绍。对方感兴趣,他就发一份剧本和电影项目书过去。一个礼拜后,再去问下答复。

多数时候,酒水助兴,对方在饭局上爽快地说“投”。看了资料后,说,投不了了,影视行业形势不好,风险太大。少数投资者还愿意再见一面,但在这类饭局上,菅浩栋颗粒无收。

菅浩栋退回自己身上找原因,他不是电影学院的,学的是采矿;剧本不是商业片,投资者看不到商业回报。他狠起来自己都骂,那么多优秀的导演都找不到投资,凭什么我能找到?“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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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制组在中巴车上拍摄

2022年8月,《夜幕将至》已经剪辑完成,菅浩栋去北京电影节WIP项目(制作中项目)路演。他说,这部电影没有投资人,自己借钱完成了前期拍摄。评委会主席尔冬升开玩笑说,你是山西的,你家里有煤矿是吧?

尔冬升直言,不要想着来创投找资金,创投只是提供平台,让影视行业知道这些年轻导演,让投资人知道有一个导演写了一个剧本。菅浩栋形容,找投资像经历孕育、出生、成长,有独立思维几个阶段,在电影节上路演,仅仅是孕育阶段。他再次陪跑。

路演结束,评委席边围了很多人,有新人导演主动找影视公司的制片人,只为多聊上几句。菅浩栋没有凑上前,他清楚,用自己的办法把电影拍出来才是硬道理。“如果找不到投资,就永远等着,不开拍了?”

这几年,电影行业整体存在资金缺口,僧多肉少,新人导演更是处于弱势地位。菅浩栋说,很多新人导演的处女作都是用自己的钱拍出来的。

2016年,斩获多项国内外奖项的独立电影《路边的野餐》,是导演毕赣的第一部长片。主要演员是他的亲戚,取景地在毕赣的老家贵州凯里,电影前期成本约20万,他在山西传媒学院读大专时的老师丁建国资助了一部分,他自筹了一部分。

2017年,常标拍摄处女作,一部公路爱情片,成本上百万,他自己投资三分之一,以让器材公司入股的形式借来剧组器材,才得以完成拍摄。为了省钱,他兼职摄影师。

常标遇到过主动找来的影视公司制片人,但制片人仍需找投资人。影视公司的项目研发小组会考虑商业诉求,问他“剧本愿不愿意朝这方向发展?”常标说,自己的作品不只是一件商品,如果价值属性完全不重合,只能放弃合作。

商业性与艺术性之间的矛盾有时难以调和。菅浩栋觉得,满足自我创作的内心诉求是最重要的。像《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的穷小子贾马尔一样,他喜欢电影带来的无数可能性。

但拍电影的残酷性远不止于此,菅浩栋坦言,如果没有平遥奖的百万奖金,《夜幕将至》就没有宣发费,无法上映,只能搁置在网络上某个无人知晓的角落。

平遥影展之后,菅浩栋签约了导演宁浩创办的“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交给他的第一个项目是一个小说改编的山西煤矿题材的故事,今年4月,他还在写剧本大纲。

菅浩栋曾在采访中准确地记起他和导演贾樟柯的每一次偶遇。第一次在中国台湾的南方独立影展的酒店门口,他碰到贾樟柯,他不敢贸然上前打招呼,跑到公园里冷静了20分钟,告诉自己:回去的时候,如果贾樟柯还在,就上前打招呼。

贾樟柯是菅浩栋的电影启蒙人。后来,《夜幕将至》获奖,贾樟柯为他颁奖。之后,他受邀成为第七届平遥电影展的评委。但他至今没有贾樟柯的联系方式,两人也没有深度交流。

拍电影以前,菅浩栋形容自己性格内向、敏感、自卑。“学习不好,来往的人很少。”在电影里,他有诉说的欲望。《夜幕将至》主人公梁哲身上处处有他的影子:年过三十,一无所有,自卑、迷茫,每次回家“有一种逃难的感觉”。

菅浩栋记得, NG29次的镜头,是梁哲从理发店门口进去,看到初恋李海鹏。他想拍出男女主从陌生到相认的状态。对于菅浩栋来说,理发店是特别的存在,他曾在2020年上半年写过一个理发师的故事。他说,人与理发师之间的关系是相互适应的过程,也许你们刚彼此适应,你又要换一个城市,去认识新的理发师。情感涌动从适应到失去,就像梁哲回家的这一路,不断适应再失去。

电影中,梁哲捡到一只流浪狗,没有主人,没有归宿,上了中巴车就开始新的漂泊。“很像人生的处境”。菅浩栋说。

影片结尾,梁哲站在荒野里扭头寻找着什么。有观众说,他在找手机、找流浪小狗,还有人说,他在找烟,找寺庙里求的符。菅浩栋喜欢这些不同的答案,他的解读是:“狗代表情感,手机代表现实必需品,烟为了缓解焦虑,符象征精神寄托。”

他没有回答作为导演,他想让梁哲寻找什么。那会儿,他也还在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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