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板,翻过来,戴锦华,刘伽茵
提起胡歌，你会想起什么？
拍摄《南方车站的聚会》前，他在刁亦男导演印象中，仍停留在《琅琊榜》中的精致，但“含蓄”“隐忍”的种子却在乍看粗糙的周泽农身上，野草般攀生出了阴郁暴烈。到了《不虚此行》，又幻作墨迹慢慢浸润出一个个他人的生命、或为之添上少许色彩，游曳于笔尖落在戴锦华老师观影笔记本上，第一行便是“一个近乎于极简主义的独角戏”，属于闻善，亦属于胡歌。
关于导演刘伽茵，影迷们想必也不会陌生。
早在2005年，刘伽茵便以处女长片《牛皮》亮相柏林国际电影节并斩获殊荣，续作《牛皮2》（2009）也同样入围多个国际电影节。经由她的目光，我们曾见过一对手，抚过如牛皮般被深深烙上印的生活，也扯下过欺人亦自欺的遮羞布。如今，这双手悬于键盘之上，逐字逐句间，将呈现什么样的故事？
在全国路演的间隙，世界时装之苑ELLE与刘伽茵导演、戴锦华教授，一起坐下聊了聊《不虚此行》。与不少影迷一样，戴老师对影片的好奇也无疑源自“这是一部等待了十几年的新作”。对于戴老师而言，《牛皮》开启的“突破边界”——无论是剧情片和纪录片间，还是完全私密的个人写作与公共的社会表述间——无疑成就了其好与特殊，但不可复制性也伴随而来。于是她等待着进入更典型电影创作中的刘伽茵，《不虚此行》便是在此意义上的处女作。
作为写悼词的人，闻善在生者与逝者间来回穿梭，也仿佛穿行于两个世界。在一步步切近死者的生平之际，他偶然折返“人间”，以旁观者的眼，看见在空调、鼓风机等现代性设备的创造中，情感如同物理距离的增长般被抽丝，但又在无限缩短的时间中被挤压到角落；看见那些自发互相鼓励的“癌症圈”或不再接受社会注目的老年人群体，和那些并非希望接受社会注目的小众文化群体，面向热爱，背上生活；看见那些操着两只手机、定闹钟抢号排队、在电脑前囫囵塞两口午饭的“螺丝钉们”被拧进时代的槽口，间或被他们路过…闻善于此格格不入，他似乎更像是存在于“烟火”中的人。他很“麻烦”，一次只接一单，还不是什么活都接，像猩猩饲养员那样，干活习惯先“削皮”。因此他很“慢”，他像蹬三轮运人造冰的大哥一样骑自行车在城市中穿行，他像边读报边做标记的父亲一样留下每一个人的痕迹，他和方阿姨一同乘坐旧时代的绿皮，慢慢地稀释死亡，认真地做决定。
闻善要写什么样的故事，又怎么写闻善，刘伽茵有太多选择，甚至“诱惑”。“你明白事情的过程，那就是我，就是你活着的过程，所以我不能那样去对待闻善的故事。”在不拍戏的十几年中，她意识到一切都是有限的，那些漫长岁月里的习得也好、教训也罢，争议也好、善意也罢，都是一步一步累积而来的。所以她仍然希望在剧情片的可能中，尽可能诚实地去还原每一个故事，在种种矛盾之中寻获自洽的方法，即以闻善的方式写闻善。实在不易写，但“想负责，就会麻烦一些”。
ELLE：除却以闻善这位“写悼词的人”作为主角切入外，影片中每一个被闻善书写的故事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呈现或反应出某种社会剖面。想问问刘伽茵导演作为编剧，创作之初是如何选择这些被书写的故事？
刘伽茵：从技术上来说，它是群像的一种。如果非常理性地写，当然要考虑尽可能涵盖亲情、友情、爱情的分类，以及从年龄、性别、职业、公众的分类，甚至使用大数据手段。但因为掺杂了我自己的人生经验，更像是一种自动写作，凭着直觉和本能。但我希望尽可能展现出例如亲情的不同层次，或友情的不同类型，有点像我自己生活中情感分布的一个比例，诚实地呈现在了电影之中。
ELLE：戴老师作为观众，其中的哪一个故事最令您惊喜？
戴锦华：整个观影过程，很像置身于有温度的水流之中，你跟着它顺流而下。但感觉特别强烈的或许是邵金穗（齐溪饰）的段落，因为它切近我大概近十年来一直观察的“网络生存”“网络社群”现状。以致我跟导演说，这个故事用作一个段落可惜了，它太饱满了，甚至包含了对电影声音的探讨。特别打动我的一句台词就是“他真的把他的声音都带走了”，一个作为声音而存在的生命，与一个你大致可以想象到的法律系优等生，如同平行宇宙般并置于一具身体之中，足够发展成一个单线故事。
但我也喜欢第一个老父亲，几株被清理的竹子和几盆奄奄一息的盆栽勾勒之下饶有志趣的人，却在与儿子儿媳和孙子的关系中隐约透露出其晚景凄凉；万家兄妹中妹妹对哥哥的怨恨和轻蔑，背后是巨大的无法言说的爱；又或是最后那个故事中那个万事以他人为先的无名创业者，每一个段落都有触动你的部分。
ELLE：像戴老师提到的，导演您的故事中似乎都含着这样的“面子”和“里子”？
刘伽茵：影片原名其实叫“倾听”，现在的英文名ALL EARS就是直译于此。为什么说“倾听”那么重要？对我来说，倾听是一个全身心投入让对方的所有语言流经你身心的一种行为，它才叫倾听。他要听到这个人说了什么，还要听到他没说什么，有些还要听到他话背后真正的意思。以及不同人对同一个人的表述之间的差别从何而来，这件事的交集又在哪，说话时的语气、小动作如何？这些都需要闻善经由倾听去还原，他还原的其实不是离开的那个人，而是人和人的关系。因为每个人呈现出的不同面向，不同样子，是在不同的关系中的，我们都不能鲁莽或快速地给任何一个人下定义。所以这些群像实际上是展现了闻善不同方式的倾听。
像万家兄妹的段落中，妹妹万晓梅对大哥就是一种极度的恨铁不成钢，你说那不是爱吗？当然是爱。但那些情绪随着大哥的逝去戛然而止，全然没有输出的方式，也找不到地儿搁置对大哥的情感，巨大的感情只有极窄的出口，就是闻善。
所以对于闻善来说，这个压强是极大的，他在倾听时也接纳了所有他人的情绪。作为逝者和未亡人间的桥梁，他要为逝者，同时也是为未亡人的情感，找到安置之处。所以就像王先生的妻子（龚蓓苾饰）说的“没想到您还这么麻烦呢”，闻善不会客套，就回答“写这个得负责，想负责，就会麻烦一点”，他显然不是第一次被说“麻烦”了。所以像戴老师提到的邵金穗，我自己也特别喜欢，但我做不到只用这一个故事来完成闻善的故事。
戴锦华：如果发展成一部独立的故事片的话，当然主角就不会是闻善了，而是死者。
刘伽茵：是的。因为在创作这个故事之前，从30岁到40岁，我慢慢明白每件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也不是一次就明白的。但我作为一个教剧作的老师，在主流的讲故事的方法中，有所谓“重场戏”，主人公经历某个事件后实现人物成长抵达下一个情节点。但在生活中，一切都是一个积累过程，所以我不能这样简化闻善明白事情的过程，否则就和剧中曾经否定闻善的哪些人一样，只有一种讲述故事的方式了。所以才需要经历前面的这么多人，令闻善明白。
在写作的过程中还是有非常多诱惑的，在剧本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平行存在的文本，里面包含更多闻善与小尹（吴磊饰）、潘聪聪（白客饰）的故事，在写他们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也活得更扎实一点。所以尽管选择或取舍有些“麻烦”，我也希望这个故事以更诚实的方式表达出来。
某种意义上，两位老师都倾心的邵金穗片段确实有着相当的特殊性，它将“倾听”具象化了，仿似一个小型奇观般。前文提及，该段落切中了戴老师数十年来一直研究的“网络生存/宅生存”议题，实则，“宅生存”背后携带的当代新型社会关系早在影片中不着痕迹地全然呈现，而这种“个人主义绝境”（所谓“个人主义”不仅关乎个人、更关于个人与个人间的关系。所谓“绝境”，是用来勾勒流行文化与亚文化中亲密关系的匮乏与不可能），却因闻善的出现屡被打破。
于刘伽茵导演看来，闻善是个理想化的存在，同时也是幸运的存在。理想化在于，在这个“很多人倾诉，很少人倾听”的世界之中，他是那个真正“倾听”的人，而幸运在于，他在无意间被很多人记住，也被很多人听见。
主演胡歌曾在访谈中提过，在开拍之前，他便与导演讨论过“人物原型是否真实存在”，这个悬置在胡歌心头的问题，却在影片抵达观众时获得回响，与现实中的“闻善”们的相遇着实令胡歌欣喜，他早在影片拍摄完时就感慨过，太希望有闻善这样的人存在了。
ELLE：此前和戴老师聊过近期华语电影中呈现出普遍的“未完成的悼亡”，在这部影片之中这种“悼亡”似乎始终在发生？
戴锦华：我认为这部影片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部温暖现实主义电影，尽管我特别不喜欢这个名词。因为它是在试图疗愈我们共同的精神症候，疗愈我们的时代病。它有着高度的理想性/乌托邦性，与所谓的写实。
因为某种意义上说闻善是一个普通人，但他携带着理想性，所以他是一个倾听者。通常而言，在人际关系中能成为倾听者本身就是人生的一种境界，谁都有倾诉的愿望，但是很多人拒绝听、很多人听不懂、很多人永远听见已知的事而拒绝未知…更重要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经由网络通用化而急剧膨胀的自我，在这个世界上只看得见自己的影子，只听到自己渴望听到的声音。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闻善的理想性不仅在于他善良，不仅在某种意义上洞察了自己的社会宿命：他不能成为大人物，不会是一个辉煌璀璨的人，而且在于他能够真正感知、体会到他人的存在。而且经由悼词的书写，让人们意识到逝者永远的离去、将彻底得被抹除。
你提到的“悼亡”，那只是一个日常必须的事情或程序，是闻善的角色，使它经过很“麻烦”的一个过程而变成有意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并不与“悼亡”相关，看似电影在讲述“死”，其实完全是一个对“生”的切入，它是让我们知道死者曾经活过，而且让生者得以安置的故事。说到底我们在整个人文艺术作品中，期待着的是对人的感知。
刘伽茵：沿着戴老师说的，我自己的感受是逝者滋养生者。这个不是写剧本时产生的，而是经过这么长时间之后再回过头看创作时的感受。我研究生毕业的剧本就是写扫墓，也写过殡仪馆。但并不是我特别关注这个地方或这类题材，而是我天生没有条条框框，对这个（生者和死者）没有，对纪录片剧情片也没有，对大家不同的兴趣、不一样的价值观等等我都可以接受。但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有个非常大的感受，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活着的人。
所以我去殡仪馆，北京动物园这样的地方，并不是因为大悲大喜的戏剧性，也不是真的看动物，而是在这样的地方，人会显得特别的突出，在商场中就不会感觉到。因为在这些地方，很少有一个人去的。同时它还带来的好处就是，我作为观察者，是一个完全被忽略的人。
所以像戴老师形容的“温暖现实主义”，我会用“滋养”这个词，因为逝者对我们的影响，对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影响，它是慢慢显影的，它继续存在。记得有一次我和胡歌聊到这个事儿，他回了我一句特大自然的话，他说“在植物和动物的世界里，也是如此。”所以生命，说到底是一回事儿。
正如戴老师记在观影笔记上的那句，这幕独角戏整体来看，仍算是个成长故事，但确是一个非典型的成长故事。没有顿悟或强反转的“重场戏”，也等不来“第三幕”的高潮，有的就是把生活里的芝麻绿豆反复蒸煮出一些甜。听起来似乎索然无味了些，却仿佛在乌托邦梦醒时分、在影院与现实间开辟了一条平稳的道路。
ELLE：导演提到的不设条框，从电影每个段落的“主角”身上确实有所体现，影片最终的定格“普通人也可以做主角”中，对于这个“主角”的定义是否也有所不同？
刘伽茵：我觉得这也是乌托邦的一部分，因为我感受的主角确实不是一个规则里面的主角，而是你得是你自己的主角，是你得活出自己。因为闻善所书写的这些人，都是被这个社会规则所认为是不成功的，是背景板一样的存在，但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生活里是主角，他们是在那些人和人的关系里面在别人心中留下了痕迹，此后也会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
这个活出自己，其实还是取决于自己的价值观，如果你仍然有相信的事情，你就去做。做主角并不是说要去作为一个主导，更多的是自我认可和自我接受。
戴锦华：我自己感觉这是影片一以贯之的，暂且可以说是剧作技巧，也可以说是价值建构或导演的自我表达。仅仅从剧作意义上说，她其实一直在玩皮里阳秋，这也是这部影片的迷人之处。
折返回刚刚我们说到的万家兄妹，这个逝去的哥哥听来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典型的失败的英雄，一个甚至我们可以称之为男子汉、男人的人，但同样从弟弟妹妹对他的情绪中可以看出，整个价值体系对这样一个传统英雄的全然否定。它既让我们看到这种现实的，一方面是价值的单一，一方面也是价值的荒谬，同时又不断在展现一种理想性的可能。因为闻善是这样的人，大哥也是这样的人，“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父亲也是这样的人，包括无名创业者，他是个所谓的成功者，但他其实一直是某种竞争文化的失败者，他用这份笨，用这份输，成就了一个社会层面所追逐的成功。
这是刘伽茵作为编导的那种用心之处，这种用心不是在讲剧作技巧，或者说因为剧作技巧的东西比比皆是，特别简单的白板一翻，小尹出现，就破了前面的悬念。这部分就是技术。但她其实一直在干翻白板这件事。
刘伽茵：写的时候还是花了20分钟才想到白板翻过来这个动作的（笑）。但确实是您看到的，这个白板一直在翻，所有的人物都在翻。我们跟别人的交往难道不也是这样的吗？谁一次就认识一个人了？
戴锦华：所以我说你显然怀抱着一种理想性，因为你一直想认识一个人。这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稀缺和匮乏的东西。我为什么要认识你？我只想以你为镜照见我自己，而且是照见我渴望照见的自己，一旦不是，我立刻可以把你拉黑删除。
但很显然这并不是一个对抗性文本，始终不是以建构一个批判性/对抗性文本来结构她的剧作，而相反是以同理心去理解和共情，给出一个真面对，置身于现实而获得肯定和疗愈的方式。所以我说它是温暖现实主义，这里面含着一个我们屡屡提及却始终没说的内容，就是闻善的前史，一个屡受现实挫败的编剧。他本身的文凭学历，在行业内并不边缘，也不弱势，但显然他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他作为编剧专业出来的人，没有写成一个剧本，更不用说成为大编剧或获得较高的收入，最后到了无以为生的状态。那个细节特别有意思，就是开始说和同学一起合住，后来和师弟师妹一块住，他是被剩下的人。但他现在找到了一个谋生的方式，而且做出了声誉，他也没有什么“君子固穷”情结，生活中就是在城市当中的普通人，也有他的安然、舒适和愉悦。
这里面的问题不在于他仍然怀着巨大的恐慌或自卑，而是在于他很为难，他怎样让人明白他活得并不惨？他从事这个行业并不是别无选择，他显然有选择，他有坚持，不是什么活都接，这单活没做完不接下单的，每一单都如此用心去做，他很“麻烦”。但他为难的是，在所有的逻辑架构中都找不到解释的路径，能够简单说明自己过的尚算不错，这样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成千上万的人是在这种别无选择当中找到了自己活下去的方式，区别只是，如果你不能接受，你就陷于纠结自责失败当中；如果你坦然从容地接受了自己的这份生活，而且能赋予自己的生活以价值，你可能就快乐一点。
所以当这个人物在最后呈现出这样一种坦然、怡然自得的状态时，他不能够向他人自明。小尹作为他的镜像和自我投射——我觉得这很有趣，两位演员都曾是偶像型演员——曾经他要让小尹继续保持着偶像的偶像性，显然他自己也希望自己是这样一个有偶像性的角色，但无论如何他并不能够赋予偶像性的偶像以一个偶像的自我或逻辑，所以最后他接受了这个事实，说你也可以是主角，当他说普通人都可以是主角的时候，其实已经改变了主角的定义。
犹记得首映当日，走出影院时恰逢落日，观众陆续回到自己的途上，以各种方式重新汇入这座城市的余晖之中。倏忽间想起另一部同样有些“元电影”性质的影片《银河写手》的结局，在人工智能全面盛行的未来，一份未被程序以“修bug”“完善”过的人类的剧本，成为了无价之宝。我们常常被问“什么是AI不能替代的？”，一位音乐人曾回答道“AI或许可以帮助你完成一件伟大的作品，但它不能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正如看一部电影，大概率不会对一个人的一生造成太大的影响，又正如电影海报上模糊的悼词——闻善作为写悼词的人，整部影片中仅仅呈现过一份不算完整的悼词——结果从不如过程重要。
因此，当普通人决定成为“主角”之时，或许可以有一百种路径，不如先看看，把白板翻过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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